关键词：文体 短篇小说

内容提要：短篇小说是一种最易入门、最易掌握的文体；同时也是一种不断生长、要求“严苛”的文体。它要与时代、社会与时并进，敏锐、及时地把现实生活转化成表现对象；它要适应内容与思想的需要，在创作方法以及艺术形式上实现变革，成为具有“时代代表性的形式”。当下的短篇小说，虽然在思想和艺术上有了整体性提高，但在如何表现世俗生活，怎样揭示社会矛盾，加强人物形象的塑造，推进艺术形式的变革等方面，有着诸多亟待破解的问题。

关键词：短篇小说 文体“生长” 严苛规则

当下短篇小说的态势，可用“平稳发展，难有突进”来概括。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可以看到一些优秀之作的探索、进步，每年都会有多篇出色作品涌现。这已成为近一二十年来的常态。但从外在的整体、宏观上观察，短篇小说面对剧烈而复杂的时代生活，还不能自觉、有力地去把握和表现，进而成为现实的引导、促进力量。从内在的文学文体观照，短篇小说还不能摆脱既有思想观念、表现模式的束缚，在继承和发展中开辟出一种具有创新性的表现方法和形式来。

短篇小说是一种生长的、“严苛”的艺术文体。所谓“生长”，就是说它要同时代、社会与时并进，能够敏锐地、及时地容纳当下现实，转化成艺术表现对象。所谓“严苛”，就是说它有自身的许多苛刻要求，譬如篇幅、结构、叙事，要符合基本规律，同时又要在有限的空间显示出作家的艺术个性来。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说：“它不只是创造总体的真正客观性的惟一可能先天条件，而且也由于小说的结构类型与世界的状况基本一致，就把这种总体即小说提升为这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形式。”这里揭示了小说与世界内在结构上的一致性，以及小说所以能成为“时代形式”的深层规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把短篇小说称为长篇小说宏大形式的“尖兵”和“后卫”。

笔者每年阅读几百个短篇小说，坦率说大多数是平平之作，而正是这些作品暴露了当下创作的问题、缺陷。而一小部分作品可称优秀之作，其中不乏精品力作，它们又代表了当下创作的探索、发展。2021年的短篇小说，笔者以为房伟《凤凰于飞》、曹军庆《木头镇的表演》、潘向黎《旧情》、田耳《福地》、成难《阡陌》、残雪《石头村》、张者《山前该有一棵树》、冯骥才《我是杰森》、钟求是《父亲的长河》、哲贵《归途》等，均是富有个性和探索性的作品，笔者的述评就从这些作品切入。

世俗烟火与精神求索

三十余年市场经济的推进、发展，中国社会进入深度“世俗化”时代。正如李庆宗指出的：“现代化乃是一个世俗化过程，世俗化的进程总是以人的欲望的张扬为其特征。以现代化为特征的现代性存在三大隐忧：一是意义的丧失和道德视野的褪色，二是在工具主义理性猖獗面前目的的晦暗，三是自由的丧失。‘全球问题’和‘人的物化’（或者说‘异化’）与现代化进程存在着本然联系。然而，处于前现代化阶段的中国毕竟不能回避现代化的要求。因此，批判地审视现代性成为时代的必然。”马克思认为，人的物化乃是现代性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世俗化推动了物质文明的昌盛，人的民主意识的生长，其进步的、积极的意义自然毋庸怀疑。但世俗化带来的问题乃至危机，比“革命化”所带来的问题、危机，似乎更要复杂、严峻。特别是在情感、思想、精神领域，更是如此。崇尚物质、金钱、名利，忽视人的价值、地位、尊严，伦理道德崩溃，人的精神世界失衡，人的主体性沦陷，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严重疾病。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表现现代社会世俗化的真实情状，写出人在世俗化中的困扰、抵抗，精神上的求索、重建，是不可推卸的一项使命。但现在不少短篇小说，只见满纸的世俗烟火，人在现世中的盲目沉沦，难见人的精神求索、作家的世事洞明，是当下令人忧虑的文学现象。

从2021年短篇小说中，可以看到一些作家的优秀之作，对世俗化社会作出了深入的表现。他们一方面写出了世俗化对人的侵蚀，另一方面又写出了人在世俗中的寻找、突围。潘向黎是一位颇有实力的短篇小说作家，后转向散文创作，近年又回到了短篇小说。新作《旧情》，写上海“大龄女”齐元元，面对母亲罹患不治之症，以及临终前的“逼婚”，开始认识、反思一个女性应该承担的社会、家庭责任，重新回想、思考她与大学同学杜佳晋的爱情。深切意识到：人的一生必须肩负起许多重担来，譬如对父母的尽孝与责任；意识到爱情不等于理想，她与大学同学平常而不浪漫的爱情，同样是一种实在而可靠的爱情。经历数十年社会变迁和人生风雨，齐元元又回到了踏实的人生与爱情中。这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一种清醒的超越。钟求是同样是一位有探索精神的作家，短篇近作《父亲的长河》，写的是“我”与父亲的故事。“我”是一个地产景观设计公司的老板，忙得脚不沾地。父亲年近七旬，患老年痴呆症，需儿女照护。父亲完全忘记了大半生的人事，只依稀记得儿时上的小学和后来当船员的零星情景。“我”推掉所有的工作与应酬，全职陪护父亲，带他重返故乡小学，重回当年的码头。作品中，父亲在寻找童年记忆、青春岁月，“我”在探寻父亲的精神源头，体验作为人子的孝道。作品同样是跳出现世，寻找人的精神支撑、情感家园。马金莲的《落花胡同》，则描述了一个偏远县份的小学同学群，在这虚拟的微信世界里，人也分三六九等，也有嫌贫爱富。县城当环卫工的马小花最终发现，阔太太咸兰兰住在县城老城区，过着底层人的艰苦生活。但她们都编造说在京城生活。一个小小的微信群窗口，折射出的是艰难时世、芸芸众生的卑微生活，也折射出人的世俗欲望、人生梦想。在两位女主角的谎言里，既有人的自尊自爱，也有人的自欺欺人。作家描写这些同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在关切、同情中，也不乏讽刺、批判。付秀莹的《蜗牛》，写的则是京城白领阶层的日常生活。小说女主人公小瓦为视角人物，在居家办公的疫情背景下，写了她对家庭、对丈夫、对儿子、对自己的遐想与沉思；对疫情、对世事、对人生的观照与反思。如果说丈夫的性格代表了一种儒家精神的话，那么她的性格中则积淀了一种道家精神。作家意在从哲学的角度，观察、比较、反观人生和命运。

近年来学院派小说可谓风生水起，这是新时期文学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大学教授房伟的教授系列短篇小说，写出了“象牙塔”中的知识分子在世俗社会中的“沦陷与抵抗”。《凤凰于飞》描写了一位著名教授费有渔的家庭生活和人生遭际。他学识渊博，风度翩翩，志趣高雅。但这样一位才子教授，面对世俗社会，面对功利婚姻，面对女弟子的“围捕”，他却混混沌沌，软弱无力，最后落得提前退休，只能在寺院一间小禅房里度过残生。世俗社会的名利、美色、钱财在诱惑他，最后又击败他。《健身兽》讲述中年教授高伟博，他的教学、科研，患病、健身，以及落入美女教练的“圈套”经历。聪明博学的教授，却败在美女教练的“游戏”中，世俗的诱惑一瞬间就击溃了教授的半生道行。他只能自认倒霉，在同行的冷讽热嘲中，回到固有的生活轨道上。房伟的小说，不留情面地揭示了世俗化社会，对这些上层知识分子的侵蚀、“异化”，知识分子内在的虚弱、丑陋、堕落。他期望通过自己的揭露、讽刺、批判，唤醒知识分子的初心、人格、尊严，重建知识分子的精神大厦。

回归自然、探幽历史，重新寻找、建构一种有价值、有意义的精神信念，是当前一些短篇小说新的思想取向。既然现实充满了浓重的人间烟火，那么在自然、历史中，打捞有价值的精神碎片，也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成难是一位有个性、有潜力的青年作家，近年创作渐入佳境。她的短篇小说数量不多，但几乎每一篇都能引起文坛的关注、读者的青睐。《去梨花村》写的是人到中年的“我”，坐火车从南方到北方，在大草原上寻找儿时通过信的“最好的朋友”，以及想象中的梨花村。是一篇寻找童年、友情、大自然的诗篇。《草原骑手》写的是草原小牧民嘉措，把老牦牛当朋友，最终成为草原骑手的故事。《阡陌》写的是昔日苏北平原乡村的农耕景象，父亲的劳作、与黑牛的关系、对土地的感情，对外面世界、对马戏团演出的向往。写出了农业文明社会，人与土地、牲畜、劳动的命运相依，以及人对更广大的世界的憧憬。父亲的形象既写实、又写意，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型人物。让人不由联想到罗中立画笔下的那位父亲。成难穿行在现代城市生活中，却神游物外，在自然、历史中寻找着别一种人生。这不是对世俗的逃避，而是对精神的寻觅、重造。此外，阿宁《县城里的韩小强》，写“文革”时期一位副食品商店售货员冯玉华，对“革命样板戏”《海港》中的男演员韩小强的追踪、痴迷；裘山山《路遇见路》，写退休工人丁永建驱车西安到本该就读的西安炮校去瞻仰。都表现了这些普通人物，冲破世俗的困扰，对自己的真爱、青春、理想的寻找。

2021年的短篇小说，有多篇不约而同地书写了“书的故事”。南翔的《伯爵猫》，写深圳一家叫伯爵猫的小书店，在城市拆迁、资金拮据的情状下，关闭之前举办最后一次读书分享会，多位读者谈到书店的温暖往事，谈到书籍对他们润物无声的滋养，令人动容。钟求是的《地上的天空》，一架子数百本作家签名书，连接了两位青年男女的一场默默恋爱，最后辗转在家庭、学校以及大人、孩子的手中。书籍成为情感的纽带，成为精神的家园，成为地上的天空。书是人类文明文化的结晶，是人们精神建构的源泉，是抵御现代社会“异化”的良方。我们期待更多的作家，讲述“书的故事”。

揭示社会与文学担当

中国文学始终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潮的。“五四”时期，鲁迅以他“深切”“特别”的短篇小说，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和长远传统。他所说的“为社会”“改良社会”、“为人生”“改良这人生”、“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改造国民性”等，成为现实主义文学奉行的主旨。现当代短篇小说，正是秉承了这一宝贵传统，才成为一种举足轻重的文学文体。莫言被称为继承鲁迅精神的代表性作家，他说：“如果有谁想用文学来粉饰现实，用作品来赞美社会，我觉得这个作品是很值得怀疑的。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恶的成分。” 这番话引起了讨论乃至争议，确如作家说的是一种“偏见”，但它也道出了现实主义的某种真谛。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表述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文学就是要努力揭示社会人生中的重要问题和矛盾冲突，起到引导、提升民众思想和精神，参与并推进社会变革、前行的独特作用。

但是，近一二十年来，文学揭示现实的基本功能，正在渐渐弱化、流失。笔者从每年数百个短篇小说中，很难发现那些勇敢揭示社会重要问题与矛盾冲突的力作精品。有些作品触及到了，却并不深入、精准。2021年的短篇小说同样如此。第代着冬的《逢场作戏》，从正面表现乡村社会现实，是一篇有分量的作品，写的是一个叫牛岍铺的古老农村，选举村委会的曲折故事。乡村政权的选举决定着乡村社会的命运，自然是一个重大问题与重要事务。养羊专业户吕朝松与好说空话的庄之旦，二人竞选。前者因带领村民养羊致富而当选，后者败选后却伙同不法分子在破庙里开办了骨灰存放处、以图谋利。其间竞选一波三折，二人使出了浑身解数。小说表现了农村政权选举的复杂性，农民的功利心理、盲目行动，投机分子的钻营捣乱。生活气息浓郁，颇具喜剧色彩。但正是这种喜剧性描述，又掩盖、局限了民主选举的严肃性、深度性。反腐败斗争是社会现实中的重要矛盾冲突。杨少衡是一位反腐小说的出色作家，长中短篇小说皆擅。他不仅能艺术地表现出反腐斗争的严峻性、复杂性，同时能真实地反映出正面和进步力量的潜在性、强大性。《裹脚布》写某市围绕有关“裹脚布”的议论，展开的市委副秘书长“我”与市委书记梁茂华之间的微妙冲突，深刻地表现了高层官员腐败造成的干部之间的裂痕、猜忌、矛盾。表现了反腐败斗争的无处不在与任重道远。作品取材巧妙、结构精致，可读性很强。徐则臣的《船越走越慢》《丁字路口》，写的是运河芦苇荡中警察抓捕赌博的斗争，小镇派出所干警处理民事纠纷的事件，这些均属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方面，事情或许不大，但关乎政府、民生，影响不小。两篇作品的长处不在深刻、有力，而在真实、鲜活，富有民间性、传奇性、地域性。

新时期以来四十余年的发展，催生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新阶层，也出现了不可避免的贫富阶层的分化、矛盾、斗争。阶级斗争从理论上说消失了，但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却普遍存在。有些作家敏锐地把握住了这种阶层矛盾，用短篇小说文体作出了反映。杨遥的《太阳偏西》，写几个中学生打篮球，篮球打碎了富人高级轿车上的倒车镜，竟引发了一场没完没了的追责、赔偿事件，让人们看到了地方豪绅“武财神”的威霸一方和他的糜烂生活，罗鹏飞等几个中学生对过失的恐慌不安和诚实品格，各种人物包括学校领导、教师、学生以及村民，在资本、富商面前的卑躬屈膝。小说写得节制、含蓄，现实主义锋芒深藏其中。曹军庆的《木头镇的表演》，写发达起来的木头镇有两家紧邻的豪华别墅区，相互之间常常为广告牌的多与少，舆论上的褒与贬，较真和竞争。两家的年轻保安互不服气，动嘴动手，引来围观。原来两家背后只有一个老板，他是为了争夺客户、为了抬高房价，故意制造出一幕一幕的双簧戏来。苦了的是那些蒙在鼓里的年轻保安，他们因此而受伤、开除，甚至远走他乡。奸商的丑恶伎俩，穷人的可悲愚弄，在荒唐的事件中得到了入骨的凸显。

现实社会中的重要问题和矛盾冲突，既反映在有形的社会现象与行为中，也体现在无形的人们的思想精神中。人们思想精神的态势与变动，一方面是现实社会变迁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社会变革的源头。田耳的《福地》是一篇难得的的现实主义力作。小说围绕着“我”家在县城的独门独院，以及在城边购买的半亩“福地”——即坟地，展开了两代人思想和行为上的矛盾冲突。“我爸”特别是“我妈”，固守着几代同堂、和睦兴家，以及安土重迁、重生厚葬的思想观念，而“我”和妻子信奉现代人的自由漂泊、处处是家的人生观念。最终导致妻子悲伤离婚，“我”的远走他乡打工。老一代人的梦想彻底破灭。最后当父母亲来到“我”生活、工作的城市，他们又悄悄留心着城郊有没有可买的“福地”。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庭为细胞和基石的，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家庭被渐渐淡化、缩小、解构，在中国几代人的思想和精神上，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这种思想精神的矛盾、变迁，对国家、社会和个人将发生重大而深远的作用。这是一个具有长久性、深层性的社会、文化问题，田耳洞察到了这一问题并作出了成功的表现。

普通民众情感、思想上的矛盾、变化，在2021年的短篇小说中，也得到了真实、艺术的表现。邓一光《带你们去看灯光秀》，写两对夫妇人生中的“逆行”，在深圳打拼多年的夫妇要回故乡洛阳去，而固守故乡大半辈子的夫妇要到深圳去。人生命运跌宕背后是他们迥然不同的精神历程。陈昌平的《雪户型》，写两位昔日同学的纯真爱情与互相砥砺，三十多年后男人成为卓有成就的富商，而女人在乡村的贫困中死去。男人想补偿女人、收留女人的儿子，都难以办到了。贫富两个阶层在情感、思想上，已隔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张秀枫的《椅子》，写“文革”时期师生之间、学生之间造成的仇隙、心结，半个世纪之后依然难以化解，在师生聚会中借一把椅子迸发出来。周瑄璞的《那人》，则从正面表现了一位农民工在为女主人粉刷屋子中产生的纯真爱意，但“发乎情止乎礼义”，真诚的情谊使他变得充实、快乐、文明。王大进的《胖子和瘦子》，写一个豪华酒店里的两位边缘人物，手艺高超的厨师和盥洗室的勤杂工，他们既相互帮助又勾心斗角，折射出某些民族劣根性的踪影。敏锐地捕捉民众心理精神的矛盾、演变，是短篇小说的一个优势，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

洞察现实的深层脉动，揭示社会的本质规律，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使命担当，每个有良知的作家，都应该积极关注现实，勇于发现问题，努力表现那些社会的、文化的、道德的，民生的、人性的、人心的深层和重要问题，使文学真正强大起来，发挥文学的多种功能与作用。

故事叙述与人物塑造

当下短篇小说最薄弱的环节在哪里？在人物塑造。在当下的短篇小说中，生活淹没人物，故事取代人物，叙述遮蔽人物，已成为普遍现象。关于人物与生活、故事的关系，历来有很多经典论述，而六十余年前钱谷融先生的论述，依然是权威的，迄今烁烁生辉。他说：“人和人的生活，本来是无法加以割裂的，但是，这中间有主从之分。人是生活的主人，是社会现实的主人，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生活，抓住了社会现实。反过来，你假如把反映社会现实，揭示生活本质，作为你创作的目标，那么你不但写不出真正的人来，所反映的现实也将是零碎的 、不完整的；而所谓生活本质，也很难揭示出来了。” 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生活、现实的本质关系，阐明了文学创作必须以人为中心，用人带动生活，显示生活、现实的创作观念。尽管现代人文科学校正了人与现实、世界的理论，摒弃了人的至高无上、绝对主宰世界的观念，但人的主体性思想理论并没有动摇。现代短篇小说严苛的艺术规则之一，就是要求在极有限的时空中，努力写出人物来，生活、事件、叙事要围绕人物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