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南方文学

一

在我看来，南方在最直接的意义上并不是一个实体。它与经纬度无关，与大地上某一座具体的城市无关，与棕榈树或者热带鱼无关。南方是一种想象。甚至，是一种想象的套路、想象的可能。

不妨就从我自己说起。我出生在青岛，一座不太北方的北方城市——据说现在情况已经不大一样了，但至少在我年少的时候，在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纪初，我们还会（也还能）很骄傲地说，我们这座城市，并不“北方”、并不“山东”。青岛人似乎是很骄傲于自己的城市带有几分“南方”气质的——毕竟，这座城市的身上打着浓郁的西方现代文明（当然不可否认，它在发生学上很有“殖民主义”血统）和改革开放文化的印记，这是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广袤北方之处，并且与这座城市的“崛起史”密切相关。“现代”也好，“改革开放”也好，在中国历史的“概念起源”上，都与“南方”联系在一起。于是，“南方”自然成为某种自我认同的标尺，甚至演化成某种价值判断：它意味着繁荣、聪明、精致、灵敏，甚至意味着时代风气之先。

于是，这座以啤酒和十九世纪德国下水道闻名的城市，承认自己的血统气质里的“南方”元素，并且认同、赞美这种“南方性”。这并非仅仅是自说自话，外来者也常常产生类似的印象。我的导师张柠教授在一篇关于我的印象记里，写到过我出生的这座城市，他说，“这是一座偏北而刚健、近水而柔软的城市，虽然地处北方，精神深层却隐含着南方情调。所以在我的印象中，青岛骨子里还是属于南方。它仿佛有一种随时越过黄海湾投奔南方、而非向西归属济南的冲动。”（张柠：《通往“壮思”的文学之路——李壮印象》，《名作欣赏》2016年第4期）张柠老师本身是南方人，求学于上海，又在广州工作过，是真真切切熟知南方的人。他这么说，自然是可信的。甚至，在那篇印象记的末尾，张柠老师还引用了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对于“北方”和“南方”的文学性格之辨：“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南方人之想象，亦诗歌的也，以无深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象亦散漫而无所丽，是以无纯粹之诗歌。而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驿骑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可见我们对“南方”的性格想象并非离谱。王国维用的词是“想象”，细细体味，大抵与我们所羡慕、赞美的那些价值品质属于同一谱系。

然而今天，当我回头再看张柠老师的这段话时，我注意到了一个我此前并未注意到的词，“冲动”。冲动，意味着强烈的内心意愿、意味着意愿付诸实际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常常暗示着意愿及可能的实施未果。“冲动”不等于“行动”，常识告诉我们，世间的“冲动”总是很多，但大部分“冲动”最终都是被扑灭了的。作为城市的“青岛”当然不可能真的“越过黄海湾投奔南方”。板块漂移学说固然不假，但我们有生之年显然不会、也不想看到如此剧烈的地质运动直接在脚下发生，不会也不想见证某种地壳深处的力把胶东半岛实实在在地搬移到江苏或浙江去。但是人呢？别看大家把“南方”作为一种高维度的价值判断，但如今从总体上看看我少时相识的同龄人（尤其是他们之中那些家庭条件与个人学历都较好、可以在中国随便哪座城市生存下来的人），留在青岛的最多，来北京定居的次之，去南方生活的明显比前两者都少。

是的，“来”北京。我自己娶了一位南方姑娘——这里面似乎存在某种必然性——但还是选择在北京生活。

Young Writers

二

于是，只能“想象”南方，与此同时“赞美”南方。真要南下，许多人竟是不愿去的。这背后的原因当然复杂，与我此刻的这篇文章相关的一点是，在我们过往的、习惯性的语境中，“南方”或许意味着某种诗学的、审美的逻辑，而“北方”则意味着现实的甚至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某种执念或错觉或惯性思维可能是：“南方”是用来“想”的，“北方”则是用来“过”的；“南方”意味着美学理想，“北方”意味着烟火现实。

仿佛“南方”是中华文化的悬置天堂一样。

这显然不无荒唐之处，但从我这样一个北方人的切身经验来看，其中又确乎存有某种文化心理层面的真实性。这种逻辑在我们悠久的文学历史中也有渊源：站在遥远的北方政治中心（甚至边缘的政治流放地）“望江南”“想江南”“忆江南”，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经典性的抒情姿态。与之一同被经典化的，还有与南方紧密相关的诸多意象：拱桥、流水、油纸伞、雨巷、结着愁怨的姑娘……“门外芭蕉惹愁雨、门环惹铜绿，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

“南方”因此成为一个被不断建构的对象。它不在历史叙述逻辑的中心（中华文化从根子上讲还是农耕的、大陆的、北方的，并且中国历史上多数朝代尤其强盛朝代的政治中心都在北方），却生成为一个与中心对峙或者说互补的“亚中心”“异中心”，承载了许多作为中心的“北方”所承载不了但需要承载的东西。从历史上的数次“衣冠南渡”，到改革开放及商品经济的浪潮起源（从北京出发的领导人，其“南巡”及发表的“南方谈话”，都直接以“南”字冠于名中），“南方”这样一个原本的空间概念，被不断赋予时间的内涵，最终“时间”替换了“空间”：它既指向幸存下来的精英传统，又关乎未来时代的复兴大潮，既与昨日“黄金国”的记忆有关（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隐秘重心及抒情动力所在），又同明日“黄金国”的许诺有关（这是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逻辑支点及叙事动力所在）。

结果之一便是，“南方”最终变成了文化记忆和民族心理深处的“情结”“意识”乃至“结构”。它未必是实体，也并不必是实体。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它变成了他者。“南方”——请注意，是加引号的——它眉目清晰，它形象坚固，但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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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青年作家》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