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散文话语 非虚构散文

内容提要

近年来新文化大散文与非虚构写作的兴起，促使当代散文格局发生了新变。这种新变既得益于全媒体时代文化语境的变化，又是当代散文话语方式转换的结果。新文化大散文不同于以往的文化大散文。它推崇中国“文”的传统，强调回到中国精神的“元气时代”，从中寻找散文变革的力量。其实质是顺应时代和散文的发展趋势，以散文的自由和质疑精神，挑战散文的固态话语方式，解构文化大散文的写作立场和话语策略。非虚构写作，作为取代报告文学的“时代文体”，它偏重于民间立场和个人视角，以寻找真相为旨归，是一种介入现实、强调在场、直面社会问题，带有质疑性、揭示性和批判性的“危机叙事”。考察近年散文话语的转换，其意在于重新理解和确立散文的意义，重识散文的真实与虚构问题、散文的边界以及散文与时代、与读者的关系。

关键词 新文化大散文；非虚构写作；散文话语；转换；新变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散文热”的降温，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路高歌、广受大众欢迎的“文化大散文”亦风光不再，读者对这类散文产生了审美疲劳。于是，一些人对当代散文的发展感到焦虑；另有一些人则十分悲观，认为“散文的狂欢已经结束”“散文已经迷路”，甚至认为散文“遭遇到了严重危机”。在笔者看来，一方面，在当今价值多元的全媒体时代，焦虑、悲观乃至质疑当代散文并非坏事，应该是合理和可以理解的。但从另一方面看，关注当代散文创作的人们也许注意到，近10年的散文创作已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散文从过去的“固体”文体，到时下大幅度的文体“破体”；从面向社会写作，到面向大地写作；从回忆乡土的写作，到“重塑”乡土的写作。尤须注意的是，网络的兴盛使散文更贴近生活，亲和大众，甚至有人断言：零准入门槛、即时传播阅读，推动散文进入“全民写作的时代”。不过与上述种种新动向相比，给笔者印象最深的，是“新文化大散文”与“非虚构写作”的兴起，它们促使当代散文格局发生了新变。本文拟将在全媒体时代这一文化语境中，探讨当代散文话语方式转化的动因，并通过对几位代表性作家文本的抽样分析，考察新文化大散文与非虚构写作给当代散文注入了哪些别样的元素，并由此带来了什么样的新变。

一 散文话语方式的转换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代散文一改以往的沉寂冷清，突然间变得热闹起来：一些说法和名称，比如“文化大散文”“思想散文”、以及“学者散文”等称谓纷至沓来；21世纪迄今又有“新散文”和“在场主义散文”等散文命名和写作潮流的出现。此起彼伏，五花八门，各种散文现象令人应接不暇。而在众多散文现象中，以余秋雨为代表的文化大散文一枝独秀，影响最为深广。但文化大散文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辉煌之后，在进入21世纪之后便开始式微，影响力已大不如前，甚至遭到诸多诟病。究竟应如何来看待文化大散文的潮起潮落？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从作家的思想观念、作品的艺术水准以及史料的真伪等方面作过探讨。笔者以为，如果将文化大散文置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从散文话语方式转换的角度来考察文化大散文的兴衰，也许能获得更加符合实际、更贴近散文本体的结论。

首先，讨论文化大散文，必须将其放到当代散文的发展历史中，尤其是放到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来考察。如众所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80年代，当代散文的主导话语是以杨朔为代表的“杨朔模式”。这一散文模式注重散文的审美性和抒情性，强调将散文“当诗一样写”［1］。这是在特定的时代、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中，在文学的抒情时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成熟的抒情范式。它理所当然地受到冰心、老舍、曹禺等老一辈作家的首肯，同时受到同辈及后辈散文家的推崇和模仿。问题在于，以杨朔为代表的散文话语方式不仅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时尚”，即便到了80年代中前期，这种散文话语方式仍然拥有相当的市场。所以就当代散文的发展而言，80年代理论界对杨朔“诗化散文”以及“形散神不散”散文观念的重新评价，对巴金《随想录》的充分肯定，对林非“真情实感论”高度一致的认同，就显得特别地重要和关键。因为这几个散文事件，既恢复了散文必须说真话、抒真情的基本原则，又有着启蒙和自我启蒙的意味，即散文必须解放自我与心灵，必须重视人格、胸襟与灵魂抒写。尤其是，散文必须重新定义知识分子的良知、责任与使命，思考散文与历史以及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

这几次散文事件以及对散文的重新定义，化解了散文的文体危机，同时催生了一种新的散文话语方式——文化大散文范式的产生。文化大散文在20世纪90年代的兴起，一方面得益于80年代后期的“文化寻根热”；另一方面则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环境相对自由宽松，这为文化大散文的产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与别的文体的风光热闹相比，散文可谓是最为失魂落魄的一种文体。而落后必然求变，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散文。果不其然，刚进入90年代，以余秋雨《文化苦旅》散文集的出版为突破口，在没有理论准备、没有任何预设的情势下，散文突然热闹了起来，特别是文化大散文，更是独领风骚，一路走红，大受出版社和读者的欢迎，甚至有人因此认为当代文学已进入了一个“散文时代”。文化大散文的异军突起，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当代散文已由偏重于抒情审美的话语，进入到智性反思、追求精神维度的知识分子话语。因为散文是一种倾向于个人和自由的文体；或者说是知识分子表达思想、袒露情感和心灵的最佳载体。现在，文化大散文不仅找到了新的话语方式，而且重新确立了散文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不同于“杨朔模式”强调散文的诗性和抒情性，文化大散文注重的是“文化感受”和“文化含量”，它的题材取向不是小桥流水、风花雪月，或家长里短、春怨秋愁之类的题材，而是民族的“文化苦旅”、知识分子的命运、人类的困境和未来等大命题。文化大散文的知识分子话语还有一个特点，即忧患意识和强烈的文化批判精神。与大格局、理性批判精神相对应，许多文化大散文动则万字以上，甚至几万字、十几万字。概言之，文化大散文是一种“大气”的散文，它是对过去“小气”“小格局”散文的一种反动和超越。但它在终结了“杨朔模式”之后，又面临着被自己终结的命运。文化大散文的致命缺陷，主要是散文话语方式的模式化：追求大题材、大感情和长篇幅，人文山水加上没完没了的文化感叹，因知识崇拜而堆砌史料，忽略细节、个体的体验和心灵的渗透，等等。当然，更为深层的原因，还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整个文化语境又发生了变化。

21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语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媒体时代：一是随着网络发展的日新月异，文学已迅速进入了“全民写作”和“碎片化阅读”的时代，散文创作更是如此。网络写作给散文的观念、内容、形式等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它使原来基本上由少数精英掌握话语权的散文一跃成为一种普及的、大众的、草根的，人人都能参与，都可以各抒己见、表达个性自我的文学。二是博客、微信、抖音、快手以及自媒体的兴起，不仅占用了大批文学爱好者的时间，导致全民患上了手机依赖症，而且解构了他们对文学经典的期待，使他们对虚构文学产生了厌倦情绪。三是21世纪之初央视“百家讲坛”的走红火爆，也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文化大散文在散文领域里的话语霸权。总之，在21世纪，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我国的文化又一次处于转型之中，时代的氛围和文化底蕴已不同于90年代：一方面，全民进入了即时、快速、现场的“轻阅读”模式，时代情绪也趋于复杂化，人的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公共领域的许多思想文化问题需要新的阐释；另一方面，读者的知识背景、审美诉求、文化期待也不同于以往。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大约在2010年前后，散文写作界掀起了一股新的写作潮流——以李敬泽、穆涛、祝勇等为代表的“新文化大散文”。与此同时或稍后，又兴起了“非虚构写作”散文新潮。新文化大散文与非虚构写作，不仅是2010年之后这十年间最有影响的两股散文写作潮流，也是当代散文话语方式的又一次转换，即从“共名”的人文知识分子话语方式转换为“无名”的写实叙事的方式，从宏大话语转换为个人话语，从强化意义到解构意义，从崇拜中心到去中心化并转向边缘，从迷恋纸上写作到强调民间立场，介入社会现实生活，这些都预示着散文写作的变化，也是时代对于散文的新期待、新要求。因为在当今多元和碎片化的全媒体时代，读者既没时间也没耐心去读那些长篇大论的文化大散文，而更愿意去读那些建立于个人视角和民间立场之上的新文化散文和非虚构写作。还应强调，若从广义的“大散文”范畴看，无论是新文化大散文还是“非虚构”纪实作品，都应属于散文家族的成员，这类散文具有更强的重构日常生活的能力，能更好地应对当今瞬息万变、丰富复杂的时代，同时可以让读者接近生活的真实和历史的真相，这些都是读者希望在散文中看到并期待着的。

可见，近10年来散文话语方式的转换，其实质是顺应时代和散文的发展趋势，以散文的自由和质疑精神，挑战散文的固态话语方式，解构文化大散文的写作立场和话语策略，并在此前提下，重新理解和确立散文的意义，以及散文与时代、与读者的关系。因为这些不安于现状的散文革新者们深知：如果散文缺乏自省意识和自我调整能力，永远固守一种模式，当代散文就不可能进步，甚至有可能再次沉寂，再度遭遇文体的危机。而这，是每一个热爱中国散文的人所不愿意见到的。

二 回到“元气时代”寻找散文变革的力量

回到“元气时代”寻找散文变革的力量，这个判断主要是就“新文化大散文”来说的。不同于以余秋雨为代表的文化大散文，新文化大散文的作者十分沉迷中国“文”的传统。他们认为当代的散文要走得阔大和遥远，就必须回归传统，回到中国精神的“元气时代”，从中寻找散文变革的力量。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写作者和理论主张的代表人物是李敬泽。

李敬泽在不少文章和访谈中，都谈到回归传统的问题。在他看来，“春秋”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时代。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那是一个轴心时代。春秋时代不仅出现了孔子、老子、庄子、荀子、孟子等一大批哲人，而且是一个血气方刚、元气充沛的伟大时代。在《重建这个时代的文章观》的访谈中，李敬泽坦承：“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在当下语境中回到‘文章’的传统，回到先秦、两汉、魏晋，这不是复古，而是维新，是在一种更有包容性、更具活力的视野里建立这个时代的文章观。” ［2］在李敬泽看来，现在的散文比中国传统的文章格局小得多、窄得多，散文重技术而缺精神元气，此外还有很多东西装不进散文里。所以，当代散文要回到古代“文章”的传统。当然，回到“文”的传统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要“维新”，这是散文变革的需要，即在传统中重新获得生命力，使当代散文更包容、更阔大，更具风骨和元气。这体现了一种自由书写的精神，也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散文的现代性建构。

李敬泽近年出版的《青鸟故事集》《咏而归》《小春秋》《会饮记》等散文集，正是他的“复古”散文观的最佳诠释。这些散文，既是散文、是寓言，也是小说、是评论，还可将其视为一种幻想性文学，甚至是特殊的考古学文章体式。总之，这些集子收集的都是一些“四不像”的文字，你很难用传统的散文标准对它们进行文体上的分类。你会发现，李敬泽像一个魔术师或隐身人，他自由地在各种文体当中穿梭行走。《青鸟故事集》写的是本土与异域、中国与西方的故事，也是一次关于知识的再建构。李敬泽站在文明交集处，进行多重审视与思考——他试图用一种新的方式重新理解世界。于是，在《利玛窦的钟声》中，李敬泽看到的时间和空间是分裂错位的；而利玛窦也在不同的时空中，被赋予了不同的身份。在《飞鸟的谱系》里，我们从各种“误读”中领略了各种语言的“杂质”，各种暧昧、纠缠、混淆，也感受到异质文化的交流融汇、中西文明碰撞后所产生的新的意义和认知。

《静看鱼忙？》是笔者非常喜欢的一篇散文。它的妙处在“静”中看“动”，小中见大，由“鱼鹰捕鱼”这样一个小场景联系到“工具理性”理论和现代性的大命题，既纠偏了人们习焉不察的一些认知和观念，还编织了一套新的知识谱系。在编织知识谱系的过程中，李敬泽充分发挥了他的知识体系和散文写法上“博杂”与“考古”的优势，穿插进描写漓江的诗及点评，考证鱼鹰与鸬鹚的关系以及西方和日本人眼中的鸬鹚，还附带着写了明代的海禁，等等。如此，《静看鱼忙？》关于历史的纠偏和知识谱系的建构，便不会流于枯燥，不会失之于单薄贫乏，而是博杂丰澹、摇曳多姿，既有历史的洞察识见，又有湿润颤动的诗心。

散文集《小春秋》是对“中国之心”的致敬。这本集子集中写“春秋”时期的系列人物：孔子、骊姬、管仲、小白、寺人披、重耳、介子推，等等。他从诸子百家的典籍落笔，让我们感悟到“轴心时代”先哲们的元气和风骨。《咏而归》写的大多也是春秋的故事，不过它偏重于记录古人的生活和古典方面的轶闻传说。在这本散文集里，李敬泽充分展示了他的智慧与幽默调侃的才华，以及信而好古、流连野史的审美趣味。这样，《咏而归》便体现出左右逢源、亦庄亦谐、涉笔成趣的特色。它既是吟，也是玩，是咏和唱。在这些短小而有味有趣的新文化大散文中，李敬泽写的是历史，却处处折射出现实社会的世道人心。

穆涛也是“新文化大散文”的代表性散文家。人们当还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初，贾平凹在《美文》杂志“读稿人语”中率先提出“大散文”口号。“大散文”主要是针对其时国内散文界普遍存在的远离现实、无视传统，从而导致当代散文甜腻肤浅之风盛行，散文越写越小的创作倾向，它是对以往“小散文”的反拨。其要旨是期望当代散文“在内容上求大气，求清正，求时代、社会、人生的意味，还得在形式上求大而化之”［3］。“大散文”口号的主推者无疑是贾平凹，而穆涛事实上是这一散文创作潮流的实际执行者和推动者。尽管“大散文”口号的提出遭到不少非议，但它拓展了当代散文的疆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中国“文”的传统，促使当代散文走向大格局、大气象、大境界。仅此一端，贾平凹与穆涛的“散文革命”便功不可没。